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作于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春天，那时杜甫52岁。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冬季，唐军在洛阳附近的衡水打了一个大胜仗，收复了洛阳和郑（今河南郑州）、汴（今河南开封）等州，叛军头领薛嵩、张忠志等纷纷投降。第二年，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兵败自缢，其部将田承嗣、李怀仙等相继投降，至此，持续七年多的“安史之乱”宣告结束。杜甫是一个热爱祖国而又饱经丧乱的诗人，当时正流落在四川。他听闻消息后，欣喜若狂，恨不得马上回到和平、安定的家乡。

参考资料：
1.程千帆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542-544

首联：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剑南一带忽然传来官军收复蓟北的喜讯，初闻此讯，我止不住热泪滚滚，洒满了衣裳。首联恰切而逼真地反映出诗人当时的心理，感人至深。多少年动荡流离的生活，多少个忧愁凄苦的长夜，多少军民的浴血奋战，就要结束了；多少年的日思夜盼，终于实现了，怎能不教人喜极而泣？“忽传”，表现捷报来得突然，如春雷乍响，惊喜的洪流，冲开郁积已久的感情闸门。“剑外”，即剑门关（剑阁）以南地区的蜀中（今四川境内），唐朝置剑南道，治所在成都。“蓟北”，唐时的幽、蓟二州一带（今河北北部），是安史叛军的老巢。

颔联：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回过头看着妻子儿女，她们脸上的愁云已经一扫而光；胡乱地收卷起一堆诗书，我欣喜得简直要发狂！颔联以转作承，落脚于“喜欲狂”，这是惊喜的情感洪流涌起的又一高峰。“却看”，即回头看。当自己悲喜交集时，自然想到多年来同受苦难的妻子儿女。“漫卷”，是一种无目的、下意识的动作。动乱结束，第一个长期深藏在心里的愿望自然冒出来：从此可以回乡，过上安定的日子。所以欣喜若狂地把散乱的诗书卷起来，诗人未必真的要立刻收拾行李，只是情不自禁，渴盼早归的自然流露。
颈联：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满头白发的我，要放声高歌，还要纵情饮酒；有明媚的春光作伴，正好可以启程回归故乡。颈联就“喜欲狂”作进一步抒写，并转入极欲回乡的心情。放歌、纵酒是狂喜的具体表现。青春、还乡是诗人的设想。“白首”，一作白日。如果作“白日”，就与下句中的“青春”显得重复，故作“白首”较好。“青春”，指春季。

尾联：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立即乘船从巴峡启程，顺水穿过巫峡，直接由水路北上襄阳，旋即又由陆路直奔故乡洛阳。尾联就还乡作进一步抒写，展望中的旅程是多么美好，又是多么平易坦荡。实际上，从剑外到洛阳，路途很远，巴峡、巫峡、襄阳、洛阳四处相距也不近，但在归心似箭的诗人笔下，简直就像朝发夕至那么容易、那么快速。这一联包含四个地名。“巴峡”与“巫峡”，“襄阳”与“洛阳”，既各自对偶（句内对），又前后对偶，形成工整的地名对；而用“即从”、“便下”绾合，两句紧连，一气贯注，又是活泼的流水对。再加上“穿”、“向”的动态与两“峡”两“阳”的重复，也就有了一泻千里的气势。

这首诗，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春天，作者五十二岁。宝应元年（762）冬季，唐军在洛阳附近的横水打了一个大胜仗，收复了洛阳和郑（今河南郑州）、汴（今河南开封）等州，叛军头领薛嵩、张忠志等纷纷投降。第二年，即广德元年正月，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兵败自缢，其部将田承嗣、李怀仙等相继投降。正流寓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过着飘泊生活的杜甫听到这个消息，以饱含激情的笔墨，写下了这篇脍炙人口的名作。
杜甫于此诗下自注：“余田园在东京”，诗的主题是抒写忽闻叛乱已平的捷报，急于奔回老家的喜悦。“剑外忽传收蓟北”，起势迅猛，恰切地表现了捷报的突然。“剑外”乃诗人所在之地，“蓟北”乃安史叛军的老巢，在今河北东北部一带。诗人多年飘泊“剑外”，艰苦备尝，想回故乡而不可能，就由于“蓟北”未收，安史之乱未平。如今“忽传收蓟北”，真如春雷乍响，山洪突发，惊喜的洪流，一下子冲开了郁积已久的情感闸门，喷薄而出，涛翻浪涌。“初闻涕泪满衣裳”，就是这惊喜的情感洪流涌起的第一个浪头。
“初闻”紧承“忽传”。“忽传”表现捷报来得太突然，“涕泪满衣裳”则以形传神，表现突然传来的捷报在“初闻”的一刹那所激发的感情波涛，这是喜极而悲、悲喜交集的逼真表现。“蓟北”已收，战乱将息，乾坤疮痍、黎元疾苦，都将得到疗救，个人颠沛流离、感时恨别的苦日子，总算熬过来了，怎能不喜！然而痛定思痛，回想八年来的重重苦难是怎样熬过来的，又不禁悲从中来，无法压抑。可是，这一场浩劫，终于象恶梦一般过去了，自己可以返回故乡了，人们将开始新的生活了，于是又转悲为喜，喜不自胜。这“初闻”捷报之时的心理变化、复杂感情，如果用散文的写法，必需很多笔墨，而诗人只用“涕泪满衣裳”五个字作形象的描绘，就足以概括这一切。
第二联以转作承，落脚于“喜欲狂”，这是惊喜的情感洪流涌起的更高洪峰。“却看妻子”、“漫卷诗书”，这是两个连续性的动作，带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当自己悲喜交集，“涕泪满衣裳”之时，自然想到多年来同受苦难的妻子儿女。“却看”就是“回头看”。“回头看”这个动作极富意蕴，诗人似乎想向家人说些什么，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其实，无需说什么了，多年笼罩全家的愁云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亲人们都不再是愁眉苦脸，而是笑逐颜开，喜气洋洋。亲人的喜反转来增加了自己的喜，再也无心伏案了，随手卷起诗书，大家同享胜利的欢乐。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一联，就“喜欲狂”作进一步抒写。“白日”，点出人已到了老年。老年人难得“放歌”，也不宜“纵酒”；如今既要“放歌”，还须“纵酒”，正是“喜欲狂”的具体表现。这句写“狂”态，下句则写“狂”想。“青春”指春季，春天已经来临，在鸟语花香中与妻子儿女们“作伴”，正好“还乡”。想到这里，又怎能不“喜欲狂”！
尾联写“青春作伴好还乡”的狂想鼓翼而飞，身在梓州，而弹指之间，心已回到故乡。惊喜的感情洪流于洪峰迭起之后卷起连天高潮，全诗也至此结束。这一联，包涵四个地名。“巴峡”与“巫峡”，“襄阳”与“洛阳”，既各自对偶（句内对），又前后对偶，形成工整的地名对；而用“即从”、“便下”绾合，两句紧连，一气贯注，又是活泼流走的流水对。再加上“穿”、“向”的动态与两“峡”两“阳”的重复，文势、音调，迅急有如闪电，准确地表现了想象的飞驰。试想，“巴峡”、“巫峡”、“襄阳”、“洛阳”，这四个地方之间都有多么漫长的距离，而一用“即从”、“穿”、“便下”、“向”贯串起来，就出现了“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疾速飞驰的画面，一个接一个地从眼前一闪而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诗人既展示想象，又描绘实境。从“巴峡”到“巫峡”，峡险而窄，舟行如梭，所以用“穿”；出“巫峡”到“襄阳”，顺流急驶，所以用“下”；从“襄阳”到“洛阳”，已换陆路，所以用“向”，用字高度准确。
这首诗，除第一句叙事点题外，其余各句，都是抒发忽闻胜利消息之后的惊喜之情。万斛泉源，出自胸臆，奔涌直泻。仇兆鳌在《杜少陵集详注》中引王嗣奭的话说：“此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愈朴愈真，他人决不能道。”后代诗论家都极为推崇此诗，赞其为老杜“生平第一首快诗也”《读杜心解》）。
感情宣泄如奔流直下，语言明快爽朗，率性而写，不作妆饰，句句有喜色，被清人浦起龙称为老杜“生平第一快诗。”

参考资料：
1.程千帆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542-544

杜甫是中国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被公认为“诗史”。七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如果说，由一千多首杜诗组成的“诗史”是一部“沉郁顿挫”的交响曲，那么，《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以下简称《闻》诗）则是其中一段精妙绝伦的小快板，或者说是舒畅流利的华彩乐段。“八句诗，其疾如飞，题事只一句，余俱写情。生平第一首快诗也！”“第一首”的说法似乎失之偏颇，但用一个“快”字来概括《闻》诗的艺术特色，倒是十分恰切的。
首先，基调欢快。就基调本身而言，不管是欢快还是悲戚，以及其他，在这一概念上，不是评价艺术水平优劣的标准。我们所说的是，其一，前面已提到，《闻》诗一改诗人过去惯常的调子，一经对比，欢快的特色就特别明显了；尤其要强调的是，该悲戚则悲戚，该欢快则欢，即“感情是诗的生命”，“凡作文者，宁可为野马，不可为疲驴”（袁枚：《随园诗话》）。杜甫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全过程，他尝到了战争带来的万般痛苦，本来是“家有田园在东京”，却颠沛流离：在锦江畔，“茅屋为秋风所破”，在梓州，“计拙无衣食，途穷丈友生”（杜甫：《客夜》）。这位忧国忧民的伟大诗人，无时无刻不在盼望“长令宇宙新”（杜甫：《有感五首•之一》）。当望穿双眼终于“剑外忽传收蓟北”时，有如大坝开闸，有如高山飞瀑，诗人积蓄已久的感情迸发了——回首往事，瞻望前程，国家将结束战乱，人民将乐业安居，诗人自己也将回到故里，还什么比这更感庆幸的呢？这一切，决定了一曲《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欢快基调。由于是诗人的真情实感，诗歌也就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
其次，行文畅快。正因为诗人动了真情，所以，文思如泉涌，由初闻喜讯，直至规划返回故里的路线，乃一气呵成。但只有感情的因素，是远远不行的，畅快，还借助于诗人极其高超的艺术功力，才得以信手拈来，皆成妙句。诗人精审地选用了“忽传”、“初闻”、“却看”、“漫卷”、“即”、“从”、“穿”、“便”、“下”、“向”等一系列动词、介词、副词（包括词组），使全诗语句流畅，气势贯通，形象地体现了“快”的特点。单是一个“穿”字，就令人称奇——既突出了想象中船行峡谷的快捷，也逼真地写出了诗人似箭穿行般的归心。如果换用其他的动词，恐怕不能达到现有的艺术效果吧。杜甫的诗，本已是字字珠玑，上述这些，当是珠玑中的上乘了。再看三联对仗，每联俱佳，自不必说：颈联出句“白日放歌须纵酒”，上承“喜欲狂”；对句“青春作伴好还乡”，下接具体规划返乡路线的尾联——这种承上启下的结果，把上下句间弥合行天衣无缝，真是令人叫绝。尾联的流水对，以四个地名作对，且按水路陆路的时空顺序出现，更是妙趣天成。
再者，色彩明快。文学是以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但文学又和造型艺术、表演艺术、综合艺术不同，文学形象是借助于语言为工具塑造出来的。正因为这样，原苏联著名作家阿•托尔斯泰曾经指出，文学具有“二重性”，即：“作家和读者”“两方共同参加创作”，也如像刘勰所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坡讨源，虽幽必显。”（《文心雕龙•知音•》）尽管《闻诗》无一句写景，但诗人给读者留下了大量想象的空间，读了这首诗，经过“再创造”，头脑中会清晰地显现出一幅幅鲜明的图画来。如果写分镜头剧本的话，该诗可依次分解为：飞报喜讯图、喜泪盈巾图、回家欢乐图、高歌狂饮图、春日启程图、“剑”外返“洛”图。后者，还可无限分割下去。这一幅幅画面，都色彩明快，给人以美好的艺术享受。
真可谓：快诗一首传千古，诗圣遗风启后人

　　杜甫在这首诗下自注：“余田园在东京。”诗的主题是抒写忽闻叛乱已平的捷报，急于奔回老家的喜悦。“剑外忽传收蓟北”，起势迅猛，恰切地表现了捷报的突然。诗人多年飘泊“剑外”，备尝艰苦，想回故乡而不可能，就是由于“蓟北”未收，安史之乱未平。如今“忽传收蓟北”，惊喜的洪流，一下子冲开了郁积已久的情感闸门，令诗人心中涛翻浪涌。“初闻涕泪满衣裳”，“初闻”紧承“忽传”，“忽传”表现捷报来得太突然，“涕泪满衣裳”则以形传神，表现突然传来的捷报在“初闻”的一刹那所激发的感情波涛，这是喜极而悲、悲喜交集的真实表现。“蓟北”已收，战乱将息，乾坤疮痍、黎民疾苦，都将得到疗救，诗人颠沛流离、感时恨别的苦日子，总算熬过来了。然而痛定思痛，诗人回想八年来熬过的重重苦难，又不禁悲从中来，无法压抑。可是，这一场浩劫，终于像噩梦一般过去了，诗人可以返回故乡了，人们将开始新的生活，于是又转悲为喜，喜不自胜。这“初闻”捷报之时的心理变化、复杂感情，如果用散文的写法，必需很多笔墨，而诗人只用“涕泪满衣裳”五个字作形象的描绘，就足以概括这一切。

　　颔联以转作承，落脚于“喜欲狂”，这是惊喜的更高峰。“却看妻子”、“漫卷诗书”，这是两个连续性的动作，带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当诗人悲喜交集，“涕泪满衣裳”之时，自然想到多年来同受苦难的妻子儿女。“却看”就是“回头看”。“回头看”这个动作极富意蕴，诗人似乎想向家人说些什么，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其实，无需说什么了，多年笼罩全家的愁云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亲人们都不再是愁眉苦脸，而是笑逐颜开，喜气洋洋。亲人的喜反转来增加了诗人的喜，诗人再也无心伏案了，随手卷起诗书，大家同享胜利的欢乐。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一联，就“喜欲狂”作进一步抒写。“白日”，指晴朗的日子，点出人已到了老年。老年人难得“放歌”，也不宜“纵酒”；如今既要“放歌”，还须“纵酒”，正是“喜欲狂”的具体表现。这句写“狂”态，下句则写“狂”想。“青春”指春天的景物，春天已经来临，在鸟语花香中与妻子儿女们“作伴”，正好“还乡”。诗人想到这里，自然就会“喜欲狂”了。

　　尾联写诗人“青春作伴好还乡”的狂想，身在梓州，而弹指之间，心已回到故乡。诗人的惊喜达到高潮，全诗也至此结束。这一联，包涵四个地名。“巴峡”与“巫峡”，“襄阳”与“洛阳”，既各自对偶（句内对），又前后对偶，形成工整的地名对；而用“即从”、“便下”绾合，两句紧连，一气贯注，又是活泼流走的流水对。再加上“穿”、“向”的动态与两“峡”两“阳”的重复，文势、音调，迅急有如闪电，准确地表现了诗人想象的飞驰。“巴峡”、“巫峡”、“襄阳”、“洛阳”，这四个地方之间都有很漫长的距离，而一用“即从”、“穿”、“便下”、“向”贯串起来，就出现了“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疾速飞驰的画面，一个接一个地从读者眼前一闪而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诗人既展示想象，又描绘实境。从“巴峡”到“巫峡”，峡险而窄，舟行如梭，所以用“穿”；出“巫峡”到“襄阳”，顺流急驶，所以用“下”；从“襄阳”到“洛阳”，已换陆路，所以用“向”，用字高度准确。

　　全诗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地抒发了作者无比喜悦的心情。后代诗论家都极为推崇此诗，浦起龙赞其为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也”（《读杜心解》）。

　　此诗除第一句叙事点题外，其余各句，都是抒发诗人忽闻胜利消息之后的惊喜之情。诗人的思想感情出自胸臆，奔涌直泻。仇兆鳌在《杜少陵集详注》中引王嗣奭的话说：“此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愈朴愈真，他人决不能道。”

参考资料：
[1]程千帆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542-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