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简介

　　李商隐生活的年代正是李唐王朝江河日下，社会动荡不安，政治腐败的晚唐前期。社会病态纷呈，矛盾重重。李商隐出生于一个小官宦之家。少年丧父，他协助母亲千里迢迢带着父亲的灵柩归里。弱小孤男，撑持门面，佣书贩舂，备尝艰辛。家境困厄，不费学业，16岁即以文章知名于文士之间，先得白居易赏识，再得令狐楚知遇，对其培植奖掖。然科场不公，五考方得一第;官场污浊，十年不离青袍。就婚王氏夫妻恩爱情笃，却给仕途带来厄运，致使终生处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说不清，道不明，受尽夹板气。虽苦苦挣扎，也无法摆脱人际关系这张无形的罗网，致使他“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李商隐就生活在这样动荡不安的社会大环境中，本人又遭逢种种不幸。但他从未向命运低头，一直在拼命抗争。他的精美绝伦的诗文便是抗争与控诉的记录。他是一个至情至性，重情重义，很有骨气的正人君子，绝非是势利轻浮不讲信义的轻薄小人。只要认真考察几件事，便可以真正理解李商隐的政治品质和生活品质，而正是这两个方面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

　　先说政治品质。此方面之关节点则在于所谓的“去牛就李”的问题。李商隐受知于令狐楚，令狐父子对李商隐有恩，这是毫无疑问的。令狐楚终生都非常器重爱护这个才华横溢的青年，临死时还将写《遗表》的任务交给他，可谓知遇至深。然终商隐之世，观其所有诗文，对令狐楚始终充满着感激之情，绝无半字微词。无论是从史传所载还是从商隐诗文内证来看，商隐平生未作一件有负令狐家之事，何背恩之有？就婚王氏，纯属个人婚姻选择问题，王茂元当时亦非朝廷要员，其实也没有明显的党派倾向，又何能谈得上“去牛就李”？

　　当两党激烈斗争之时，每当发生大的人事关系变动，李商隐没有一次趋炎附势去攀附得势者。相反，他总是同情那些失势被整之人。牛党中的萧浣，杨嗣复被贬时，他曾前往贬所探望。会昌年间令狐綯失势时，李商隐与他的交往反而密切一些。李德裕被贬之时，李商隐毫无顾忌地为其《会昌一品集》作序，对其政绩人品给予崇高的评价，为一个被当政者严密监视下的下台宰相大唱赞歌，这需要不凡的胆识和气魄。仅此一点，便可看出商隐具有坚持正义，守正不阿，同情弱者，不依附权贵的宝贵品格。晚唐社会，官宦窃柄，扰乱朝纲，牛李党争。勾心斗角，人事纷纭，互相倾轧。李商隐终生关心民生疾苦，在弘农县尉任上，为活狱而不怕得罪上司孙简，不怕丢官，足以显示出他的热血心肠和骨鲠气节，此亦是政治品质之大节。

　　再说生活品质。李商隐在就婚王氏之前确实有过恋爱经历。他与柳枝、宋华阳都相恋过，而且恋得非常痴情。但当他与王氏结婚之后，对爱情却颇为专一执着，未有窃玉偷香之事。他与妻子的感情很深笃。王氏死后，商隐在梓州幕府时，府主同情他鳏居清苦，要把才貌双佳的年轻乐伎张懿仙赐配给他。当时商隐正值中年，丧妻逾岁，续弦亦在情理之中，但商隐因思念亡妻而婉言谢绝，独居至死。妻亡之后尚能如此钟情自守，妻在之时更无可能轻佻放浪。商隐非轻薄之徒。

　　至情至性的作品方能打动读者。只有具有赤子之心，热爱生活，关心现实与人生的作家，只有具有高尚品格的作家，才可能创作出反映社会主流与本质的至情至性的作品。品格卑污低劣的人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格调高尚感人肺腑的作品。

李商隐（８１２～８５８），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县），从祖父起，迁居郑州（今属河南郑州市）。父亲李嗣曾任获嘉（今河南获嘉县）县令。商隐三岁时，父亲受聘为浙东（后转浙西）观察使幕僚。他随父由获嘉至江浙度过童年时代。李家从商隐曾祖父起，父系中一连几代都过早病故。商隐十岁，父亲卒于幕府。孤儿寡母扶丧北回郑州，“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姊文》），虽在故乡，却情同外来的逃荒者。或者正是由于家世的孤苦不幸，加之瘦赢文弱，形成他易于感伤的性格，但同时也促使他谋求通过科举，振兴家道。在“悬头苦学”中获得高度的文化艺术修养，锻炼了他坚韧执着的追求精神。

　　文宗大和三年（８２９），李商隐谒令狐楚，受到赏识。令狐楚将他聘入幕府，亲自指点，教写今体文。楚子令狐綯又在开成二年（８３７）帮助他中进士。但就在这一年底，令狐楚病逝。李商隐于次年春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王茂元爱商隐之才，将最小的女儿嫁给他。当时朋党斗争激烈，令狐父子为牛党要员，王茂元被视为亲近李党的武人。李商隐转依王茂元，在牛党眼里是“背恩”的行为，从此为令狐綯所不满。党人的成见，加以李商隐个性孤介，他一直沉沦下僚，在朝廷仅任九品的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和闲冷的六品太学博士。为时都很短。从大和三年踏入仕途，到大中十二年去世，３０年中有２０年辗转于各处幕府。东到兖州，北到泾州，南到桂林，西到梓州，远离家室，飘泊异地。他最后一次赴梓州作长达五年的幕职之前，妻子王氏又不幸病故，子女寄居长安，更加重了精神痛苦。时世、家世、身世，从各方面促成了李商隐易于感伤的、内向型的性格与心态。他所秉赋的才情，他的悲剧性和内向型的性格，使他灵心善感，而且感情异常丰富细腻。国事家事、春去秋来、人情世态，以及与朋友、与异性的交往，均能引发他丰富的感情活动。“庾信生多感，杨朱死有情”（《送千牛李将军》），“多感”、“有情”，及其所带有的悲剧色彩，在他的创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李商隐童年时代受业于一位精通五经、恪守儒家忠孝之道的堂叔，十五六岁时曾在玉阳山学道。晚年，“丧失家道，郁郁不乐”，藉佛理解脱烦恼，思想中儒佛道的成分兼而有之。他有“匡国”用世之心，也有过“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的出世念头。他重视自身的价值与创造，《上崔华州书》云：

　　始闻长老言：“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耶？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是以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

　　他反对机械复古，认为道并非周、孔所独能，自己和周、孔都体现着道。为文不必援经据典，不必忌讳，应挥笔独创，不甘居古人之下。从这种颇具锋芒的议论中，可见其思想的自主与自信。

　　李商隐是关心现实和国家命运的诗人，他的各类政治诗不下百首，在其现存的约六百首诗中，占了六分之一，比重相当高。著名的长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一开头就展示了京西郊区“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 的荒凉残破景象。接着，借村民口诉，展示社会症结。长诗体势磅礴，既有唐王朝衰落历史过程的纵向追溯，亦有各种社会危机的横向解剖，构成长达百馀年的社会历史画面。藩镇的割据叛乱，宦室的专权残暴，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赋税的苛重，人民生活的穷困，治安的混乱，财政的危机，边防力量的削弱，等等，都在长诗中不同程度地得到揭示，而这些方面，李商隐在其它一些诗中也一再予以关注。

　　文宗大和九年（８３５）冬，甘露事变发生，李商隐于次年写了《有感二首》、《重有感》、《曲江》等诗，抨击宦官篡权乱政，滥杀无辜，表现了对唐王朝命运的忧虑。当时慑于宦官的气焰，包括白居易、杜牧等诗人在内，还没有谁能像李商隐这样写出有胆识的作品。李商隐的朋友刘蕡，因反对宦官而被贬死。他在酬赠、哭吊刘蕡诗中，反复为刘蕡鸣不平：“上帝深宫闭九阍，巫咸不下问衔冤。黄陵别后春涛隔，湓浦书来秋雨翻。……”（《哭刘蕡》）把刘蕡受冤贬死的遭遇，放在宦官肆虐、皇帝昏愦的政治环境下加以描写，同时把比兴象征手法引入这种政治性很强的题材。

　　李商隐反对藩镇破坏国家统一。一方面他赞成朝廷对藩镇用兵，歌颂在平叛中立功的将相；另一方面，对于朝廷存在的问题，他也尖锐批评。如针对伐叛中暴露的军政腐败现象，追究根源，认为关键在于宰辅不得其人。将反对藩镇割据和批判朝政结合起来，在思想深度上超出以前的同类作品。

　　李商隐的咏史诗历来受到推重，而内容则多针对封建统治者的淫奢昏愚进行讽慨。如《隋宫》：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写隋炀帝的逸游和荒淫，从已然推想到未然，从生前预拟死后，在含蓄微婉的抒情中，寓深刻的思致，尖锐的讽刺。

　　唐代后期，许多皇帝不重求贤重求仙，希企长生。李商隐一再予以冷嘲热讽。《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借贾谊宣室夜召一事，加以发挥，发泄了对于皇帝不识贤任能的不满。《瑶池》：“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在传说的基础上虚构出西王母盼不到周穆王重来的场景，含意深长地说明了求仙无益，神仙也不能使遇仙者免于死亡。

　　安史乱后，唐王朝由极盛走向衰败，李商隐对玄宗的失政特别感到痛心，讽刺也特别尖锐。如《马嵬》：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诗中每一联都包含鲜明的对照，再辅以虚字的抑扬，在冷讽的同时，寓有深沉的感慨。他的《龙池》诗更为尖锐地揭露玄宗霸占儿媳的丑行，连本朝皇帝也不留情面，不稍讳饰。

　　除政治诗外，李商隐诗集中的其它篇章，多半属于吟咏怀抱、感慨身世之作。其中一部分诗篇表现了他的用世精神。如“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安定城楼》），希望有一番扭转乾坤的大事业，然后归隐江湖。“贾生游刃极，作赋又论兵”（《城上》），借历史人物喻自己的才能抱负和追求。但无论怎样执着，生逢末世，现实总是不断让他感到抱负成虚。他在诗中抒写得更多的是人生感慨。“中路因循我所长，古来才命两相妨”（《有感》），写怀才不遇、命薄运厄之慨。“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天涯》），伤春残日暮，与伤自身老大沉沦融成一体。这类诗伤感中带着时代黯淡没落的投影。

　　李商隐是唐代咏物诗大家，他的咏物诗大多托物寓慨，表现诗人的境遇命运、人生体验和精神意绪。如：“流莺漂荡复参差，度陌临流不自持。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风朝露夜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流莺》）流莺漂荡流转，在长安无所依托，象征诗人飘零无依的身世。它的巧啭，虽蕴含着内心的愿望，但未必有美好的期遇。《流莺》慨叹不遇，还比较含蓄，《蝉》诗则出语愤激：“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 这类诗对于周围环境和自身的描写，可以说传达了中晚唐士人的普遍感受。

　　李商隐抒情之作中，最为杰出的是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这些诗在李诗中不占多数，却是李商隐诗独特的艺术风貌的代表。我国古代不少爱情诗的作者，往往以一种玩赏的态度来对待女子及其爱情生活。李商隐的爱情观和女性观是比较进步的，他以一种平等的态度，从一种纯情的而不是色欲的角度来写爱情、写女性。他曾在《别令狐綯拾遗书》中对女子被深闭幽闺缺乏婚姻自主权，寄以极大的同情。他的爱情诗，情挚意真，深厚缠绵。如《无题》：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一开头就说尽了离情别恨。颔联春蚕蜡炬，到死成灰。比喻中寓象征，至情至性，已经超越爱情而具有执著人生的永恒意义。颈联于细意体贴关注中见两心眷眷，两情依依。末联是近乎无望中的希望，更见情之深挚。他把爱情纯化、升华得如此明净而又缠绵悱恻，在古代诗歌中是罕见的，千百年来脍炙人口，不为无因。李商隐还写了“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无题》），那种被“贮之幽房密寝”，无权过问自己婚事的怀春女子；写了“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二首》其一），那种显然难得结合，却已经目成心许的爱情；写了那种终生难忘而又无法排遣、不易言说的恋情。这些描写，都或多或少有悖于封建礼教对于女性和爱情的态度。

　　李商隐以他的诗，表现了美好的理想、情操，表现了人性中纯正、高尚的一面；同时，也曲折地显现了他那个时代政治环境气氛与士人的精神面貌。

爱情

李商隐画像、李商隐的爱情生活，被许多研究者关注，部分原因在于李商隐以《无题》为代表的诗歌中，表现出一种扑朔迷离而又精致婉转的感情，容易被人视为丰富的爱情体验的表达。

关于李商隐的爱情，猜测的部分远远多于有实际证据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此津津乐道，甚至象阅读侦探小说一样揣摩分析他的诗文，希冀发现切实的凭据。下面这些女子被认为是与李商隐有过感情纠葛的：

　　柳枝　　柳枝的名字出现在李商隐写于开成元年（836）年的一组诗（《柳枝五首》）中。他还为这组诗写了一个长长的序言，讲述了柳枝的故事：她是一个洛阳富商的女儿，活泼可爱，开朗大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李商隐的诗（《燕台诗》），心生爱慕，于是主动与他约会。但李商隐失约了。他后来得知，柳枝被一个有权势的人收为妾。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如果不是李商隐杜撰，这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很可能就是他的初恋。

　　宋华阳　　李商隐在青年时期曾经在玉阳山修习道术，因此有人猜想他在这期间与女道士发生过恋情。在《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等诗中，李商隐提到了“宋华阳”的名字，于是，宋华阳就被认为是李商隐的恋人。还有一种夸张的说法是：李商隐曾经和宋华阳姐妹二人同时恋爱。苏雪林在《玉溪诗谜》中对于这个故事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想象发挥。

　　锦瑟（柳枝）　　李商隐有一首著名的《锦瑟》诗，刘攽在《中山诗话》中提到，有人猜测“锦瑟”是令狐楚家的一位侍儿，李商隐在令狐家受学期间，曾与她恋爱，但终于没有结果。

　　荷花　　民间传说他在与王氏结婚前，曾有一小名“荷花”的恋人，两人十分恩爱。在他进京赶考前一月，荷花突然身染重病，李商隐陪伴荷花度过最后的时光。这段悲剧给他造成很大的打击，以后的诗中他常以荷花为题也是对旧情的眷恋。

　　王氏　　王氏是李商隐的妻子。但有人从李商隐《祭小侄女寄寄文》中（“况吾别娶已来，胤绪未立”）推断王氏为李商隐再婚的妻子。如果这种看法成立，李商隐应该还有一位初婚妻子，但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几乎空白。李商隐与王氏的感情非常好，在王氏去世后，他写下《房中曲》等悼亡诗篇，情感真挚，语意沉痛。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他离家赴蜀地宦游途中所作《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 也有猜测，《锦瑟》也是为纪念亡妻而作，以琴弦断裂比喻妻子去世。　　对于李商隐爱情生活的研究，以苏雪林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1927）最为著名。此书在1947年曾再版，更名为《玉溪诗谜》。苏雪林的研究，继承了程梦星、冯浩等人的成果，拓宽和丰富了这一领域的内容。例如，通过她的考证，多数人接受了李商隐与女道士的恋爱经历。不过，苏雪林的猜测和推理几乎不加节制，从而构画出几段离奇的恋情，包括他曾与宫女偷情。

社会交往

有人根据李商隐部分诗作的风格，推想他性格内向（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编·第十一章）。这种猜测多少有些武断。如果从李商隐的另外一些活泼幽默的作品来看，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现存的资料（主要是他本人的诗歌和文章）表明李商隐的社交范围广泛，他是一个乐于交往而且颇受欢迎的人。

李商隐交往圈里的人物分为四类：

仕途人物 令狐楚、令狐绹、崔戎、王茂元、李执方、卢弘止、郑亚、柳仲郢、李回、杜悰、萧浣、杨虞卿、杨嗣复、周墀、姚合、孙简等人

酬和诗友 杜牧、温庭筠、白居易等人

志同道合 刘蕡、永道士、崔珏、李郢等人

礼节来往 令狐绪、韩瞻以及他在各个阶段的同僚

一门三进士

李商隐曾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经考证确认李商隐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但是没有历史文献证明此事，因而可以认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相当遥远了。李商隐在诗歌和文章中数次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但这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

　　李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治今陕西富平西北）县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阳（今属河南）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治今河北邢台）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今属河南）县令。

　　李李商隐一门三进士，李家的第一位进士是安阳君李叔洪。李叔洪是李商隐的爷爷，年十九，一举中进士第，与彭城刘长卿、虚清河张楚金齐名。始命於安阳，年二十九逝世，葬於怀州雍店之东原先大夫故美原令之左次。关于李叔洪，史藉记载他的事迹很少。

望提遭嫉

李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中记载：在令狐楚去世后多年的某个重阳节，李商隐拜访令狐绹，恰好令狐绹不在家。在此之前，李商隐已曾经多次向身居高位的令狐绹陈诉旧情，希望得到提携，都遭到对方的冷遇。感慨之余，就题了一首诗在令狐绹家的厅里：“曾共山翁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委婉地讽刺令狐绹忘记旧日的友情。令狐绹回来看到这首诗，既惭愧又惆怅，于是令人将这间厅锁起来，终生不开。后来又有人说，这首诗使令狐绹恼羞成怒，很想铲除题诗的墙壁，但由于这首诗里有出现了他父亲的名字（“楚”），按照当时的习俗，他无法毁掉诗作，就只好锁上门不看。也因此更加嫉恨李商隐。

闻诗识李

李宋·姚宽《西溪丛语》中记载唐末流传的一个故事：一群文人在洞庭湖中泛舟游玩，有人提议以木兰为题作诗。于是众人一边饮酒一边轮流赋诗。这时，突然出现一位贫穷的书生，口占一绝：“洞庭波冷晓侵云，日日征帆送远人。几度木兰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吟罢隐身而去。大家都感到惊奇，后来得知，这人就是李商隐的鬼魂。在另一个版本（宋·李颀《古今诗话》）中并没有鬼魂出现，是一群诗人在长安聚会时，有人朗诵这首诗，大家才发现原来他就是李商隐。

乐天投儿

李宋·蔡居厚《蔡宽夫诗话》中说：白居易晚年非常喜爱李商隐的诗，曾经开玩笑地说：希望我死后能够投胎当你的儿子。后来李商隐大儿子出世取名叫白老，这个儿子却十分蠢笨。直到小儿子出世，小儿子倒十分聪慧，大家都笑说如果白居易投胎，小儿子才是。

生吞李诗

李宋·李颀《古今诗话》中记载：北宋杨亿、刘筠等人互相以诗唱和，创立“西昆体”，以学习李商隐的诗歌风格著名。当时有一位职业演员扮演李商隐，穿着破烂的衣服，对别人说：杨亿他们活生生撕破了我的衣服。引起大家的笑声。有人用这个故事来讽刺“西昆体”诗派对李商隐的继承是生吞活剥。

良师益友

李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李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能力展开他的仕途。在这一时期（大和四年，公元830年）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踌躇满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

诗歌成就

李商隐通常被视作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诗人，其诗风受李贺影响颇深，在句法、章法和结构方面则受到杜甫和韩愈的影响。许多评论家认为，在唐朝的优秀诗人中，他的重要性仅次于杜甫、李白、王维等人。就诗歌风格的独特性而言，他与其他任何诗人相比都不逊色。但用典相对较多，有晦涩之嫌。赞赏李商隐诗歌和批评他的人，所针对的都是他鲜明的个人风格。后世许多诗人模仿李商隐的风格，但没有一位被认可。根据刘学锴、余恕诚的整理研究，李商隐流传下来的诗歌共594首，又《集》外诗16首，陈尚君《全唐诗补编》录入4首，共存诗614首，但是有的诗显然为误入。其中381首已经基本确定了写作的时间，213首无法归入具体的年份。此外，还有十来首怀疑是李商隐的诗作，不过证据欠充分。

从吟咏的题材来看，李商隐的诗歌主要可以分为几类：

政治和咏史。作为一个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李商隐写了大量这方面的诗歌，留存下来的约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韩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随师东》、《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李商隐早期的政治诗指陈时局，语气严厉悲愤，又含有自我期许的意味，很能反应他当时的心态。在关于政治和社会内容的诗歌中，借用历史题材反映对当代社会的意见，是李商隐此类诗歌的一个特色。《富平少侯》、《北齐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抒怀和咏物。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负无法得到实现，于是就通过诗歌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和不安。《安定城楼》、《春日寄怀》、《乐游原》、《杜工部蜀中离席》是流传得较广的几首。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内容的作品中许多七言律诗被认为是杜甫诗风的重要继承者。

感情诗。包括大多数无题诗在内的吟咏内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隐诗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获得了后世最多的关注。《锦瑟》、《燕台诗》、《碧城三首》、《重过圣女祠》等，保持了与无题诗类似的风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等，则反映出李商隐感情诗另一种风格的意境。

应酬和交际。在李商隐用于交际的诗作中，写给令狐绹的几首（《酬别令狐补阙》、《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见寄》、《寄令狐学士》、《梦令狐学士》、《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特别引人注意，为解释他与令狐绹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李诗广纳前人所长，承杜甫七律的沉郁顿挫，融齐梁诗的华丽浓艳，学李贺诗的鬼异幻想，形成了他深情、缠绵、绮丽、精巧的风格。李诗还善于用典，借助恰当的历史类比，使隐秘难言的意思得以表达。李商隐《东还》诗脍灸人口，赏读该诗，可看出李商隐所表露归去寻师学仙只是一句托辞，所谓学道不过借此疏解自己内心不平与感叹自己命运的不幸，更有面对朝政种种荒淫无道的愤慨以及对正一步步走向衰败的唐皇朝的哀叹。

《东还》

自有仙才自不知，十年长梦采华芝。

秋风动地黄云暮，归云嵩阳寻旧师。

注：郑板桥十分喜欢这首唐 李商隐《东还》诗，常用其独特的“板桥体”题写赠送亲友，故后来误把这首李商隐《东还》诗认为是郑板桥写的，在“郑板桥集 - 诗词”、《书七绝十五首长卷》等书箱中都被收录。《东还》诗作者是李商隐！

诗歌风格

李商隐的诗歌体现了他的思想，其人基本思想基本属于儒家，但看中实用，对儒学有一定的批判精神，认为不必规规然以孔子为师，不必以“能让”为贤等。他还有佛道思想，主张以“自然”为祖。

李商隐的诗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文辞清丽、意韵深微，有些诗可作多种解释，好用典，有些诗较晦涩。现存约600首，特别是其中的无题诗堪称一绝，而最为突出的便是他的爱情诗。李商隐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绝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评李商隐的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

他的格律诗继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传统，也有部分作品风格与杜甫相似。与杜甫相似，李商隐的诗经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难懂，而且常常每句读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独创，喜用各种象征、比兴手法，有时读了整首诗也不清楚目的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观认为是咏嫦娥之作，纪昀认为是悼亡之作，有人认为是描写女道士，甚至认为是诗人自述，众说纷纭。

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风格，形成了他作诗的独特风格。据宋代黄鉴的笔记《杨文公谈苑》记载，李商隐每作诗，一定要查阅很多书籍，屋子里到处乱摊，被人比作“獭祭鱼”。明王士桢也以玩笑的口吻说：“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批评意见认为他有时用典太过，犯了晦涩的毛病，使人无法了解他的诗意。鲁迅曾说：“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1934年12月致杨霁云的信）

此外，李商隐的诗辞藻华丽，并且善于描写和表现细微的感情。

诗歌影响

施蛰存认为，李商隐的诗的社会意义虽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隐是对后世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因为爱好李商隐诗的人比爱好李、杜、白诗的人更多。在清代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隐的诗作32首，数量仅次于杜甫（38首），居第二位，而王维入选29首、李白入选27首。这个唐诗选本在中国家喻户晓，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隐在普通民众中的巨大影响。

晚唐时期，韩偓、吴融和唐彦谦已经开始自觉学习李商隐的诗歌风格。到了宋代，学习李商隐的诗人就更多了。据叶燮说：“宋人七绝，大概学杜甫者什六七，学李商隐者什三四。”（《原诗》）北宋初期的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宗法李商隐，经常互相唱和，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并刊行了一部《西昆酬唱集》，被称为西昆体。在当时颇有影响，但是未学到李商隐诗歌精髓，成就非常有限，影响力也随着欧阳修等人走上文坛而消失。此外，王安石对李商隐也评价很高，认为他的一些诗作“虽老杜无以过也”（《蔡宽夫诗话》）。王安石本人的诗歌风格也明显受到李商隐的影响。

明朝的诗人从前、后七子到陈子龙、钱谦益、吴伟业，都受到李商隐的影响。明清二朝喜欢写艳情诗的人更是专学李商隐的无题诗，例如明末诗人王彦泓的《疑云集》和《疑雨集》》（注：《疑云集》是否为王彦泓作品集，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香艳诗也是受到他的影响。

无题诗

李商隐以无题诗著名。根据《李商隐诗歌集解》里所收诗歌的统计，基本可以确认诗人写作时即以《无题》命名的共有15首：

《无题》（八岁偷照镜）

《无题》（照梁初有情）

《无题二首》（昨夜星辰；闻道阊门）

《无题四首》（来是空言；飒飒东南；含情春畹晚；何处哀筝）

《无题》（相见时难）

《无题》（紫府仙人）

《无题二首》（凤尾香罗；重帷深下）

《无题》（近知名阿侯）

《无题》（白道萦回）

《无题》（万里风波）

另有5首在通行的诗集中经常被标为“无题”的（五律“幽人不倦赏”、七绝“长眉画了”、“寿阳公主”、“待得郎来”、“户外重阴”），经冯浩、纪昀等人考订，认为多半是由于版本问题而产生的原题丢失情况，并非真正的无题诗。

有些研究者（如杨柳）认为李商隐诗集中部分有题目的诗也应该属于无题诗一类，理由是这些诗的题目往往是从诗的首句中取前几字为题（如《昨日》、《日射》等），或者诗题与内容本身毫无联系（如《为有》、《一片》等）。但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看，李商隐诗集中可以归入无题诗的就有近百首之多。所以此说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

另一方面，许多人倾向于将《锦瑟》、《碧城三首》、《玉山》等诗与无题诗相提并论，认为它们在写法和意境有相似的地方，都是通过隐晦的笔触表现一种微妙复杂的感情。事实上，正是这种一言难尽的情形，使得无题诗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都试图对这些诗的真正含义作出解释。然而没有一个人的注解能够非常令人信服的阐明诗中的涵义。

觉得李商隐的《无题》诗等肯定是男女之情的诗句，而且不是一般的男女之情。唐人对于男女之情没有太多的约束，如果李商隐是和一般的歌女什么的来往，就可以像杜牧一样大大方方地说什么“楚腰纤细掌中轻”之类的话。联系到电影《2046》上那个周慕云最后也是一腔郁闷，想说又无处说，只好无奈地挖个树洞，把话说到树洞里，猜想李商隐多半是爱上了一位有夫之妇，而且这位有夫之妇的身份很不寻常，甚至可能是皇妃之类高贵的人，因为大家一会看下《碧城三首》那几首，暗喻了女主角的身份之高，恐怕只有皇室中人才够得上。在唐代，未婚男女间的私情以及官宦才子们和风尘女子的私情都是比较能被社会容忍的，像《莺莺传》和《李娃传》什么的都是这样，但有夫之妇和人偷情也是很危险的，像《非烟传》上，步飞烟和书生陆象私通，就被她老公绑在柱上活活打死了。所以李商隐这些《无题》诗作只能认为就是和那位和李商隐有情的美丽的女子来往的诗作，并非全是李商隐所写。之所以这样说，是觉得《无题》诗中有一句““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只有美丽的女子才会这样细致地注意到镜中鬓改的细节，唐朝还有位美丽的诗人叫做薛媛，有首诗也不错，她诗就是这样写的：“欲下丹青笔，先拮宝镜寒。 已经颜索寞，渐觉鬓凋残。 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 恐君浑忘却，时展画图看。”倒和“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同一机杼。

冯浩在《玉溪生诗集笺注》总结了前人关于无题诗的笺注工作，从中可以看出诸家观点之大不同：“自来解无题诸诗者，或谓其皆属寓言，或谓其尽赋本事。各持偏见，互持莫决。余细读全集，乃至实有寄托者多，直做艳情者少，夹在不分，令人迷乱耳。”。

　　李商隐的写作，除诗歌以外的成就被论及得较少。事实上，他是晚唐时期最重要骈体文作家之一。这种文体注重文辞的对偶，并使用大量典故，广泛使用在唐代官方文件中。李商隐在令狐楚的培养下，成了一位骈体文的专家，为许多官员代笔起草过奏折、书信等文书。《旧唐书·文苑传》说李商隐“尤善为诔奠之辞”。由于当时章奏中使用的骈体文，要求词藻华丽，又要表述准确，因此对于用典的要求很高。而擅长写作骈体文的李商隐，养成了用典的习惯，因此被认为这是他的诗歌中喜欢用典的原因。

　　李商隐曾将其骈体文作品编订为《樊南甲集》、《樊南乙集》各20卷共832篇，今已不存。根据《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的记载，李商隐的文集，除了自编两集，还有另外一些。但前述这些文集，都没有流传下来。现今可以看到的李商隐的文章，是朱鹤龄、徐炯、冯浩、钱振伦、钱振常、张采田、岑仲勉、刘学锴、余恕诚等人，先后从《全唐文》、《文苑英华》、《唐文粹》等书中搜辑、考证而得到的。清朱鹤龄曾辑录《文苑英华》等书，编成《李义山文集》，但有明显的疏漏。清徐树榖、徐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补充，两人分担了笺、注的工作，成书《李义山文集笺注》，是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注本。之后，冯浩又对《李义山文集笺注》进行考订改编，著《樊南文集详注》。钱振论、钱振常兄弟从《全唐文》中找到徐注本、冯注本均未收入的佚文两百多篇，编成《樊南文集补编》。最新的汇编文集《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刘学锴、余恕诚，中华书局，2002）中收入了352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是骈体文，也有少量被称为“古文”的散体文。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对李商隐的骈体文评价很高，认为只要《樊南文集》存留，唐代的骈体文就算全部遗失也不可惜。

血缘谜团

李商隐曾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此事，因而可以认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相当遥远了。李商隐数次在诗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

生卒年考

关于李商隐的生年，《新唐书》、《旧唐书》均无明文记载，但可凭借可靠的材料作出推断。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李商隐作《仲姊志状》文云：“返葬之礼，阚然不修。至会昌三年，商隐受选天官，正书秘阁，将谋龟兆，用释永恨，会允元同谒，又出宰获嘉，距仲姊之殂，已三十一年矣。”由会昌三年上数三十一年。则可知李商隐仲姊死于元和八年（公元813年）。而据李商隐会昌四年所做的《祭仲姊文》，我们可知李商隐比其仲姊仅小一岁。所以，李商隐的生年必在唐宪宗元和七年（公元812年）。

　　关于李商隐的卒年，《旧唐书》本传载：“大中末，仲郢坐专杀左迁，商隐废罢还郑州。未几病卒。”大中为唐宣宗年号，始于元公847年，汔于公元859年。共十三年。这里的大中之“末”应当是指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根据《新唐书》、《旧唐书》，裴坦于大中十一年为中书舍入，至大中十三年尚以中书舍人权知责举。温庭筠谪为随县尉，正当其时。那么，所谓“前一年”者，当是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李商隐死于这一年。

卒葬地考

关于李商隐的墓葬地点，还有三种说法。一处位于沁阳市山王庄镇庙后村，另一处位于荥阳市豫龙镇苜蓿洼村南。前者是李商隐的原籍所在地，后者是其祖辈迁居所至的家乡。由于李商隐晚年生活的资料稀少，他死亡和埋葬的地点还没有定论。最后一处位于博爱县江陵堡村。

　　沁阳李商隐墓的文献依据是清代康熙年间的《河内县志》的古迹图和乾隆年间的《河内通志·陵墓》里的相关内容。《河内县志》里标示出了“李义山墓”的所在地。《河内通志·陵墓》明确记载：“李商隐墓，在府城东。文集内云祖茔在怀州东郊，今不可考。”